2022年7月7日，印度执法局（ED）发布声明称，已突击检查了vivo及其关联公司48处经营地点，发现vivo将约一半的本地营业额（6247.5亿卢比）汇往境外，主要是中国。印度执法局认为，此举涉嫌违反《防止洗钱法案》（PMLA），因此封锁了vivo的119个银行账户，并冻结约46.5亿卢比（约合3.9亿元人民币）的现金等资产。

今年4月，印度政府曾对vivo启动有关“所有权架构和财务报告方面是否存在重大违规行为”的调查，目前尚未披露有关调查的具体结果。对于此次冻结资产，vivo回应称，公司正在配合印度当局，向他们提供所有所需的信息。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企业，vivo致力于充分遵守法律。

此事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正密切关注，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海外合法合规经营，同时坚定支持中国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我们希望印方依法合规调查执法，切实为中国企业在印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商业环境。”

近半年来，印度对中资企业的税务及合规性调查愈演愈烈。小米先于今年1月被追缴65.3亿卢比（约5.6亿元人民币）的税款，后又在4月被冻结7.25亿美元（后解除冻结）。华为、OPPO、一加等企业均在印度遭遇了执法人员突击上门、翻查台账。

据《财经十一人》综合了解，至少有500家中资企业在印度遭遇了税务及合规性普查。这是中资企业进入印度以来面临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系统性危机。

中国驻印度使馆发言人王小剑参赞表示，印方频繁调查中国企业的做法不仅扰乱了企业正常经营活动，损害企业商誉，更阻碍了印营商环境改善，挫伤了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市场主体在印投资经营的信心与意愿。

集体危机

税务问题是印度政府常用以规范或限制外资企业的方式。近年来，印度税务部门对壳牌、诺基亚、IBM、沃尔玛、凯恩能源等多家外资企业都进行了税务调查并开出了高额罚单，其中不乏印度政府败诉的案例。但自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后，印度将矛头主要对准了中资企业。

审查最初是从一些敏感行业开始的。在中国监管收紧后，一批现金贷公司将业务转向印度。利率过高、暴力催收事件时有发生。印度政府从2020年起开始大力打击、整治这批现金贷企业。但一位在印度工作十余年的中资企业负责人表示，由于这些企业用的多是壳公司，经营隐蔽，印度政府的收获不多。

情形逐渐起了变化。危机向其他行业蔓延，从创造就业相对较少的互联网行业，到实体经济的电子制造业、基建产业。过去印度政府查税的主要目标是大型公司，但现在只要公司内有中国董事或股东，中小企业也有极大风险被调查。检查的机构也不仅是印度执法局，还包括金融犯罪机构、网络犯罪调查以及警察局各级部门，中资公司需要车轮战般地应战各类检查。

“最初公司只需要交几万元钱打点一下，不伤筋动骨，只是比较麻烦。”前述中资企业负责人说，但现在，对税务和合规等问题的搜查正在摧毁中国企业在印度生存的基石。

他告诉《财经十一人》，为了规避风险，大批印度本土公司的CA（认证会计师）、CS（公司秘书）拒绝为中国公司的审计及工商变更和年审等重要事项签字，一批印度董事也集体从中资企业离职。这都将直接导致中国企业在印度面临不合规的系统性风险。

另一位在印中资企业负责人对《财经十一人》说，针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税务调查同步也在进行。比如亚马逊今年6月就在投资一家零售集团的交易中，被判定有所隐瞒，并被处以20亿卢比（约1.7亿元人民币）的罚款。

“日本、韩国的企业被调查、罚款，印度媒体的报道比较中性，但中资企业被查的报道会更负面，整体的风气不利于中国。”他说。

近两年来，印度政府针对中国企业频频出台限制政策。截至目前，累积224款中国App被陆续封禁，包括抖音海外版TikTok、微信等。印度2020年颁布的FDI（外国直接投资）新政，也要求与其接壤的国家在投资印度前，必须经过印度方面审查。与印度接壤的国家中，中国是最主要的投资国，因此这条政策也被认为是限制中国在印的投资自由。

一位协助中资企业赴印投资的财税公司负责人告诉《财经十一人》，投资需审批的政策一出，中国企业赴印投资数量断崖式下跌。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企业对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下降近七成，仅有6318万美元。

多位在印中资企业人士一致认为，除了边境摩擦、部分中资企业业务敏感等因素，印度打压中资企业的一大目的，是扶持印度本土产业。比如此次遭到重点调查的手机产业，第三方数据机构Counterpoint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印度五大手机厂商中有四家来自中国，小米、realme、vivo和OPPO合计占据了63%的市场份额。

印度本土手机企业如Jio、Reliance，虽然规模较小，且集中在三五百元的超低端价位段，但仍未放弃手机市场的机会。如果中资手机企业持续受到打击，印度手机企业也有机会向上获取更高的市场份额。

在印中资企业已人人自危，其他外资企业也受波及。“这次的查税风波影响面太广，其他国家外资企业心里也在打鼓，对印度的营商环境有不安全感。”一位小米印度的财务人士对《财经十一人》说。

如今，横亘在中资企业面前的困难重重：公司注册、注资、投资等需要印度政府审批，企业不能参加相关项目招投标，获得工作或商务签证难度大。据一位知情人士的不完全统计，高峰时期在印度中资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的中国人大约有1万多人，而现在仅剩约一两千人。一些企业由于签证迟迟办不下来，已退出了印度市场。

复杂的印度

一位熟悉印度税法的中国律师对《财经十一人》说，这些年印度的反避税措施用力较猛，微软、诺基亚、IBM等巨头都曾被追缴过巨额税款。2007年沃达丰公司收购了和记黄埔旗下的印度通信公司，就曾因是否需向印度缴纳巨额税款而打上法庭，“从地方法院打到高等法院，又打国际仲裁，历时15年最终以印度政府败诉而告终。”

“印度人自己也说，印度税法的复杂程度恐怕在全世界是第一名。”前述中资企业负责人感叹。

即便是非营利机构，每年也要聘请专门公司，提供税务、账务、审计、合规等方面的服务。稍有疏忽，就是违规金额10倍-12倍的罚款，普通公司的合规成本还会更高。

过去美国、日本等国企业进入印度市场较早，拓荒同样苦不堪言。林民旺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告诉《财经十一人》，外资企业遇到和印度地方各级部门的纠纷时，往往可以采取法律手段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层层上诉后，正常经营的外资企业赢面很大。但也需耗费大量的时间与金钱。因此，经常性撤出、转手资产的欧美企业也不在少数。

但印度的神奇之处在于，总让人觉得有希望。它把人逼走，又总把人吸引回来。韩国钢铁企业浦项、美国沃尔玛等公司都曾在走与留间多次摇摆。

尽管现实困难重重，但对于许多中资企业而言，放弃印度仍然不太现实。一方面，印度依然市场广阔，人口规模庞大，经济增速在新兴经济体中也位居第一；另一方面前期成本已经投入，不可能轻易撤退。

各类灵活的经营方式层出不穷。将公司注册成新加坡公司再向印度注资，或者直接在印度成立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负责人透露，他的公司名义上是完全的印度公司，股东、董事都是印度人，但实际控制人是中国人。这些印度人只是挂名，每月领着不错的薪水，对公司事务一概不知。

李钦为有意向投资印度的中国公司提供合规服务，他感受到，今年以来咨询的公司又多了起来，其中主要是跨国企业及不得不随之迁徙的供应商。“即便有FDI的限制，它们也愿意排队等待。”

据印度媒体报道，截至6月29日，印度批准的涉及中国实体的FDI申请仅80项，而自限制施加以来中资企业提交的申请为382项，批准的比例仅两成。难，但还有一条窄道可以通过。

事实上，在印度限制中国直接投资后，一片片新的工业园区仍在印度土地上拔地而起。TCL的电视与显示屏产线、OPPO、vivo等多家中国电器及电子企业的新园区都将落地。热火朝天的景象背后，或许意味着中印间的纠葛比想象中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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